2021年我国北上广深人口增量出现了“断崖式”下降， 四个城市合计仅增长12.48万人， 而这一数值在过去十年时间中的平均值是101万人。 疫情之下“年轻人离开大城市”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除了中国还有许多国家也出现了这样“去城市化”的人口流动情况。

纵观日本东京、澳大利亚墨尔本、 加拿大多伦多、英国伦敦、 美国纽约等国际大都市， 人口的流出量剧增或流入量减缓的现象十分明显， 其中东京和纽约在疫情到来之后的人口净迁移量下降了6万之多， 墨尔本在疫情到来的近三年内从一个流入人口大于流出的城市， 变成了流出人口大于流入的城市。 纽约大学马伦城市管理研究所教授施罗莫·安吉尔表示： “过去 70 年来，我们看到大城市的人口翻了好几倍， 但我认为大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势不再会那么快了 。”

例如，日本和英国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显现出了大批年轻人离开大都市的鲜明趋势。 2022年1月，东京市自1996年的26年以来首次出现人口下降的情况。 曾经的日本政府为了解决人口过于集中在东京的问题， 曾出钱甚至赠房鼓励居民搬离东京。 而在伦敦，人口流入在2018和2019年的数量处于增加的状态， 到2020年出现了大量的减少， 而人口流出的数量在2020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加， 整体趋势就是更少的年轻人来到伦敦， 更多的年轻人离开伦敦。

年轻人的城市选择在潜移默化中被疫情影响， 据日本内阁府2020年5-6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由于新冠疫情的蔓延， 有15%的人表示自己对移出东京更感兴趣或略微感兴趣了。 而这种情况在年龄20+的年轻人中更为明显， 比全年龄阶段的民众比例高出7.1%。

在中国也有同样的情况， 疫情期间大城市、成功、大厂等在年轻人心中的地位降低， 而健康、自由、生活的稳定等的地位在年轻人心中升高了。 这也反映了年轻人对离开大城市， 拥有自由、稳定的生活有了更多的意愿。

进一步将国内外的数据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国内外的年轻人都比较注重生活方面的因素，比如房价、物价、时间成本等。其中，对于时间成本，国内的年轻人侧重于地铁、公路等交通的便利程度，而国外的年轻人更在意“walkability”，这个词并没有完全对应的中文词汇，在一些社会调研中被翻译为“步行舒适程度”。例如，能否在步行范围内前往最近的超市、走几步能否登门拜访邻居、饭后散步是否有小公园等等。同时，国内外年轻人也都更多地考量了人际关系方面的因素，不过较为不同的是国内的年轻人更在意和父母的距离，而国外的年轻人则更多考虑子女的教育和在新环境能否快速适应的问题。

另外，国内年轻人更多考量的工作方面的因素，在国外年轻人群体中并不明显，相反的国外年轻人更在意城市的环境和建设，一个城市的自然环境好不好、环境污染少不少、文化包容度高不高等问题都是他们会更多考虑的，同时国外的年轻人还更多面临不同地区的安全系数和政治政策不同的问题。最后，因为工作压力较小，国外的年轻人也存在较少的心理和身体健康的问题。

不考虑情怀等因素，国内最适合你的城市会是哪里呢？下面这个城市测试器可能会给你启发。测试结果根据几十所中国城市的数据推导而成，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千余条帖子中，每个逃离一线城市的人都有自己的所思所想，对他们而言，离开不是一个瞬间动词。我们阅读了所有的帖子，希冀管窥年轻人离开一线城市时，承载的背后的故事和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

房价、物价、通勤，一如既往的三座大山

“当我第一次和我妈妈说起在伦敦的房价时，她差点从椅子上跌下去。”
Poppy Dontree在说道自己离开伦敦的首要原因时，提到了伦敦超高的房价。伦敦内某些区域的房价可以以每年10%-16%的速度增长，而在其他的城市，这个增长率大约在2%左右。所以以同样的价格在其他城市可以买到更心仪的房子，甚至可以在曼切斯特买到五居室。

不论疫情有没有到来，房价都是年轻人离开大城市的首要原因之一。 Dontree的一些朋友为了降低自己在租房上的支出， 会选择住在城郊，而这样又带来了更高的通勤上的时间成本。 便宜的房价和较短的通勤时间就像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想要便宜房子就要花更多时间在路上， 想离城市中心近一点又偏偏支付不起高额的房价。

同时，Dontree表示，每次自己去到其他城市， 都会感叹物价怎么会这么便宜 。 对于Dontree这样的有车一族来说， 伦敦的高物价不仅体现在餐厅、咖啡店、酒吧等饮食方面， 停车费在伦敦和其他城市之间的差距也不容小觑。

“有人觉得伦敦有很多的酒吧、餐厅和娱乐设施， 这会让生活更加丰富。但实际情况是， 伦敦实在是太大了，你会发现你的活动范围很小， 不会选择花费一个多小时在路上去城市的另一边吃顿饭。” 在大城市，很多事情的成本都增高了。

远程办公让“在大城市赚钱，在乡村享受”成为可能

新冠疫情之下，许多国家制定了防止感染传播的预防措施， 尤其对于人口密集、病例易发的大城市做出了更为严格的限制。 大城市的餐饮店营业时间、堂食情况受到了限制， 各种大型聚会的人数也被规定了最大容量。

这种背景下，疫情的预防催生出了远程办公的形式， 这样的新形式也开始在各国变得常态化。 《中国远程居家办公发展报告》显示， 57%的求职者希望自己所在的公司允许员工常态化远程居家办公， 27%的求职者不需要常态化，只需要允许每周一两天远程居家办公， 只有16%的求职者表示不需要远程居家办公， 但需要公司提供更弹性灵活的上下班时间。

不仅在中国，2021年3月微软发布的Work Trend Index显示， 超过70%的员工希望公司继续提供远程居家办公的工作方式选项。 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调查研究也发现，在还未找到工作的求职者中， 54%的人只考虑可以远程居家办公的职位。 远程办公对用人单位来说意味着运营成本的降低， 另一方面，对于员工来说，工作失去了空间上的限制， 于是他们可以选择去到生活成本更低的城市远程工作。 “在新冠疫情到来之后，我和丈夫都开始了远程办公， 所以没有必要在东京负担高额的生活成本却不能享受生活。” Rose在2020年疫情到来之后，获得了转变生活状态的契机。

在Rose拿到了自己公司的远程办公职务后， 她和职业为程序员的丈夫从东京一起搬去了青森县弦前市的乡村， 在那里他们可以拿着东京工作的薪水，花很少的钱买到一个带大院子的房子， 自己种植蔬菜水果，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

现在，她和丈夫离开东京已经快一年了， 和在东京紧张快速的生活不同，在弦前市他们有了更加自由的时间， 可以进入大自然，或者逛逛超市，外出吃一顿大餐， 生活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同时，因为弦前市的生活成本相较东京低了很多， 他们也终于不再“月光”，可以在经济上有一些积累。

当大城市的生活不能满足追求和向往

有一句土耳其谚语叫“ev alma kom şu al”， 意思是“好房子不如好邻居”。 今年五月刚刚从纽约搬到新泽西州小城杜蒙特的Handan Avci十分认同这句话。

他厌倦了纽约市中心狭小的公寓， 对于Handan来说，那给他带来的不仅是空间上的局促， 更加没有他所向往的那种邻里关系，于是他决定改变。

他加入了在Facebook上的一个名为“Into the Unknown”的小组， 里面都是和他一样想要或者已经离开纽约的人们。 进入这个小组需要向创建者简单介绍自己的情况， 以保证组内话题的纯粹性。“我在这个小组里关注了很多帖子， 了解了很多房地产知识。”离开纽约后，Handan在组内发了一条帖子， “所以我只想感谢一些成员，是他们让我知道了杜蒙特这个地方。”

Handan还在小组上发现，自己并不孤单。 “有很多现在或者曾经在纽约的人有着跟我一样的困扰。 ”他坦言，很多小组成员都将“walkability”作为选择定居城市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个词并没有完全对应的中文词汇，在一些社会调研中被翻译为“步行舒适程度”。 例如，能否在步行范围内前往最近的超市、 走几步能否登门拜访邻居、饭后散步是否有小公园等等。

这份惬意在纽约可能是一种奢望，主要的原因是邻里并不经常往来。 但在杜蒙特，一切都不太一样。“邻居甚至给我们列了一份清单， 供我们发现好玩的地方。”Handan很感激这样的帮助， “他们还会介绍相同年龄的孩子给我的孩子们认识， 这样他们就可以成为玩伴。”

同样，在中国，逃离一线城市的年轻人之所以选择离开， 有时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 在豆瓣“拜拜啦一线城市”小组中， 有很多豆友提及了自己的追求和向往， 其中“家庭”是被提及最多的一个词汇， 另外“房子”和“安全感”都隐隐约约和“家庭”遥相呼应， 说到底，大部分年轻人追寻的都是一份未来的“确定性”。

随着全球范围内新冠疫情的蔓延，我们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得更加难以预料。 世界范围内不断出现的新情况为年轻人离开大城市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和思考， 他们可以进一步调整自己，从而进入新的生活状态。

椰子爱学习在自己的豆瓣帖子中这样说道：“我们一直说‘逃离’， 逃离从来不是换个城市生活那么简单，逃离是希望你跟过去的自己告别， 面对努力变得更好的自己。”

离开大城市的人们或喜或悲，他们离开的城市本身并不会因为人们的出现又离开而改变什么。 城市给这些人带来了新的经历，承载了他们的一段人生，当年轻人决定离开它前往下一个站点时， 也是选择了自己的下一阶段。